唐任伍、温馨｜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价值取向、影响机制与治理路径——以天伦锦城社区成功阻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价值取向、影响机制与治理路径——以天伦锦城社区成功阻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唐任伍  温馨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2期

● 作者简介：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温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 作者：唐任伍、温馨

内容提要

基层善治是应对重大危机的有效治理模式，其微观基础是激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并探索建立善治路径。本文以天伦锦城社区成功阻击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案例，揭示在重大危机情境下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价值取向及影响机制，构建生成基层善治动机的治理路径。案例分析显示：（1）“敢担当”“善作为”是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核心价值取向。（2）善治动机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布在环境层、制度层和个体层。其中正向激励因素体现为人力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交互、社会资本与组织资本的共同支撑；反向激励因素包括正式制度下的问责监督和非正式的舆论监督；而抑制因素体现为重大危机的环境属性、资源有限性以及激励的非持续性。（3）以基层党建构筑善治动机的价值引领、以多元共治维持善治动机的价值协同和以治理创新支撑善治动机的价值创造，是在重大危机中激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关键治理路径。 

关键词

基层官员；危机治理；价值取向；善治动机；善治路径

一、研究背景

基层官员作为与民众直接联系的公职人员，担负着为民众提供各种渠道接触政府并调解民众与国家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职责。植根于中国的工作环境和组织土壤，基层官员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与外延，体现为履行政府职能并直接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具体包括县、镇（乡、街道）等基层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社区、乡村等的基层干部。基层官员扮演政府代理人与民众代理人的双重角色，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基层一线往往是应对公共危机的基础防线，而基层官员成为“防线前沿”的危机应对的领导者与决策者，其施政行为与施政绩效既形塑公共政策的最终形态并决定政策影响，同时又关系社会安定与公众福祉，是应对重大公共危机、 凸显国家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

作为“社会人”与“经济人”的集合，基层官员应对公共危机的行为动机受到多元价值主义和多重因素影响，既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又受个体因素、环境与制度因素的影响，呈现“复杂人”属性。在复杂环境、政策制度以及个人偏好的共同作用下，基层官员展现出复杂的行为动机并影响其施政策略与施政行为。基层官员行为动机的前期研究文献基于“性本恶”的假设前提，大多聚焦于邀功动机、避责动机、腐败动机及其交互机制，试图探究如何通过一系列政策安排激发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与干事创业，挖掘基层官员的积极性、韧性以及公共服务动机等的影响因素，使基层官员产生积极动机和积极行为。但是，行为经济学实验证明，“强互惠”是经济人行为假设所忽略的，它是合作秩序维持的必备行为倾向，因此基层官员的动机选择并非总是表现为“性本恶”，而是会受到个人偏好、外部环境以及制度因素的深刻影响，既可能有腐败、避责、邀功等消极动机，也可能在“性本善”假设下生成“善治”的积极动机。善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目标，是人民期待的“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以及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良好关系的实现途径，而基层官员的善治动机以及寻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行为，则是驱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实现善治的微观基础。因此，基于“性本善”假设，深入挖掘基层官员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善治动机及其基层治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现有文献对重大公共危机情境下善治动机的形成及治理路径尚缺乏理论关切，也未对基层官员动机选择的特定情境加以界定和区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预示着社会处于偏离正常轨道的过程和非均衡状态，基层官员被嵌入充满动态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以及模糊性（ambiguity）的VUCA环境之中，危机治理的问题和结果呈现不可预见性与因果模糊性，对基层官员的动机选择产生复杂影响。同时，运动式治理模式的启动也显著改变了基层官员行为动机的激励与约束框架，如何在危机应对中孕育善治仍是尚未打开的理论“黑箱”。新冠肺炎疫情为探索基层官员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善治动机及其治理路径提供了窗口与情境基础。本文通过对天伦锦城社区成功阻击新冠肺炎疫情开展案例研究，探索在应对重大危机过程中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价值取向、影响机制及其治理路径，基于重大危机情境构建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理论模型，为构建应对重大危机的善治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二、案例选取与数据收集

(一)案例选取

研究基层官员善治问题，揭示重大公共危机的善治路径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案例研究方法是探索、解释、归纳过程机制问题的核心工具。案例研究有助于从多维证据、翔实资料中提炼理论逻辑，提取不同层次、不同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而便于归纳和呈现善治动机驱动下重大公共危机的善治路径。

本文依据典型性、理论抽样和数据可得性原则，选择“天伦锦城社区成功阻击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作为研究案例。2020年6月11日，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突发，天伦锦城社区处于北京新发地的核心区域，人口结构极为复杂，疫情防控难度大，社区居民生命安全面临巨大威胁。在这场重大公共危机中，社区基层官员表现出显著的善治动机，通过构建“1+9”组织机制、坚持党建引领、革新基层治理模式、运用先进技术手段等善治策略，成功走出了一条鲜明的危机善治路径，天伦锦城社区党总支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本文选择的案例能够有效截取危机事件的窗口期以还原危机情境，捕捉基层官员在危机治理中表现出的善治动机，以及采取有效策略成功构建危机治理的善治路径，完整体现了善治动机生成的机制和过程。相关数据具有良好的可得性，案例与核心研究问题高度契合，符合典型性和理论抽样原则。

(二)数据收集

本文共收集了4类案例研究数据，收集方式具体如下:（1）深度访谈。对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下沉干部、社区工作者等基层官员以及社区居民开展深度访谈，主要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环境特征、制度安排以及基层官员个体属性进行详细了解，挖掘基层官员创造公共价值的期望、风险担当的态度以及善治动机的涌现，构成本文的一手资料。（2）档案文件。收集疫情防控期间的相关政策文件、上级指导意见、工作记录、述职报告等档案记录，还原研究窗口期的环境特征、制度安排以及基层官员个人思想活动，辅助揭示善治动机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过程，梳理危机治理的基层善治策略。（3）权威媒体报道。权威媒体的客观报道能够从多元视角出发，进一步生动还原治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真实情境与过程。（4）直接观察。通过实地观察天伦锦城社区环境、社区氛围、基层官员工作氛围等，在抽象访谈内容与具体案例情境之间建构关联。不同来源数据之间形成“三角验证”，为提取基层官员应对重大公共危机善治动机的影响因素、还原公共危机善治路径提供可靠保障。 

三、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基层官员行为动机所寻求的价值目标，体现了不同行为动机下的价值追求。基层官员的善治动机是一种积极的治理行为动机，目标是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官民共治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最佳状态。以人民为中心，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党和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党、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始终保持高度一致。作为党、政府以及人民的共同代理人，基层官员是践行党的使命、执行国家战略、忠于人民利益并最终构建国家善治的重要微观主体，其善治动机是重要的内生动力。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善治动机应是在环境、制度与个体等多元因素的约束与激励下，基层官员勇于担当，致力于实现党、政府以及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倾向，是基层官员敢于突破风险承担约束，基于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建构国家与社会最佳状态的意向和意愿。 

价值期望和风险担当构成基层官员行为动机的二元价值取向。基层官员是“社会人”与“经济人”的集合，在行为决策过程中会权衡风险承担与价值创造。一方面，基层官员有意愿践行政治使命以实现政治目标，通过服务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实现国家、人民与自身的价值统一，促使基层官员产生创造最大化公共价值的期望。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更加关注政策结果导致的潜在损失，进而表现出明显的“负面偏见”（negativity bias），使得基层官员在履职过程中产生风险厌恶偏好。产生善治动机的价值取向，就要求基层官员勇于突破风险约束的桎梏，敢于担当风险并致力于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通过提高公共价值期望和风险担当意愿共同形塑善治动机的价值目标。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基层官员善治动机价值取向二维模型。其中，横轴代表基层官员勇于担当风险的程度，纵轴代表基层官员期望创造的公共价值。基于不同程度的价值期望和风险担当，基层官员的行为动机表现出了善治、邀功、避责以及腐败的价值取向。 

善治动机的价值内核体现为敢于突破个人风险约束下的公共价值最大化，因此其表现为“敢担当、善作为”的价值取向。首先，“敢担当”体现的是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忠诚与干劲，构成了政治道德层面的自励目标。从担当维度看，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突出特点应是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和为民造福。在基层治理中，不以个人私利为约束条件，勇于改革创新，敢于带头履职，凸显“敢为”与“奉献”的精神内核。其次，“善作为”体现的是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信仰与机能，构成了服务国家与人民层面的价值目标。“作为”要求基层官员既具有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能力，又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信仰，是基层官员政治性与专业性合理互动、平衡统一的本质特征。在行为层面表现为锐意进取，不断为党、国家和人民创造最大化价值、保障最根本利益。由此可见，善治动机的价值本质就是“能治”与“德治”的融合，是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统一。在邀功、避责与腐败动机下，价值期望与风险担当始终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在善治动机下，二者呈现协同共生的高度互补关系，“敢担当”与“善作为”相互促进提升，是激发广大基层官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重要精神基础。  

四、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

本文基于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的分析策略，以抽象化和概念化手段逐步提取基层官员应对重大危机善治动机的影响因素并使其自然涌现。具体编码过程、典型证据及提取的影响因素如表1所示。

基层官员的善治动机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分布于个体层、环境层以及制度层。首先，个体因素包括基层官员的人力资本、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决定了基层官员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执政能力、行为态度和组织社会资源，是生成善治动机的内生动力。其次，制度因素体现为问责监督、舆论监督以及激励机制，构成了形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最后，重大公共危机情境的VUCA属性重塑了基层官员的行为激励与约束框架，使基层官员面临着难以预测事项（known unknowns）和未知事项（unknown unknowns）的挑战，开展危机治理的公共价值期望和潜在风险呈现高度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善治动机形塑构成了巨大挑战。环境因素与制度因素共同构成形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外生力量。

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会形成善治激励效应或善治抑制效应，对善治动机形成双向影响。其中激励因素包括正向激励因素和反向激励因素，两者都能够激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生成，具体包括人力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交互、社会资本与组织资本的共同支撑、问责监督和舆情监督。相反，抑制因素则对善治动机的形塑产生约束效应，抑制善治动机的生成，涵盖危机环境的VUCA属性、资源有限性以及非持续性激励。激励效应强于抑制效应，方能促进善治激活而生成善治动机。

(一)善治动机的激励因素及其影响机制

人力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交互是形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重要个体属性。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所形成的诸如知识、技能、健康以及其他可以影响生产工作的综合性能力，是基层官员公共价值创造能力的基础之一。心理资本则强调个体身处逆境时所具备的积极向上、坚韧的心理素质，体现为个体的自信、希望、乐观和韧性，因此心理资本是形塑基层官员风险担当的重要因素。在高水平人力资本与心理资本协同交互的良性作用下，基层官员既有能力创造极大化的公共价值，又能泰然接受重大危机带来的执政风险考验并敢于担当，从而共同激活基层官员的善治动机。人力资本与心理资本的良性交互推动“能治”与“德治”的相通相融，使构建善治状态的美好意愿不断涌现。

社会资本是激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重要资源，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能够动员更多的社会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获得更好的集体支持并建构信任与合作。在重大危机情境下的基层自治体系中，社区自身具有突出的资源局限性，而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调用成为突破资源与能力局限的重要途径。通过高频次的互惠互动，社区党委、居民、辖区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了高情感密度、高信任程度的强关系网络，能够使社区基层官员在危机情境下充分调动社区网络中的人力、物力，建构起和谐共生的抗疫氛围。集体力量的支持以及风险共担氛围的营造，强化了基层官员公共价值创造力和风险担当，促进了善治动机的生成。

组织资本是正式制度安排激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核心因素。组织资本主要指组织内部不同组织力量、组织功能和组织优势之间的耦合关系，这种耦合关系决定了共同实现组织目标的效率素质与能力。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政治与社会体制表现出了显著的组织资本优越性，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基础，构建出高效、有序的组织行为机制，建立了能够应对一切重大挑战的“举国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通过强化基层党建引领可以将党治国理政的先进思想在基层全面落实，加强基层干部的思想淬炼和责任担当。同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升组织建设、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能力，使丰富的组织资本为基层官员抗疫提供能力支撑，显著强化了基层官员公共价值创造能力。组织的思想引领和能力建设共同促进基层官员生成“善作为、敢担当”的善治动机。综上所述，社会资本与组织资本分别从组织外部和组织内部两个方面为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生成提供共同支撑。

反向激励因素是形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保健因素”和底线基础。本文通过编码提取的反向激励因素包括问责监督和舆情监督，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形成善治动机的监督机制。首先，问责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可以有效遏制基层官员的公共价值侵害行为和避责倾向。通过构建党内问责和行政问责的机制协同，落实重大危机中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程序和范围，促使基层官员在危机治理中始终尊崇人民主体价值地位，实现自我权力约束和自我净化。因此，问责监督约束和威慑了基层官员损害公共价值的行为，压紧压实基层官员的责任担当，形成“门槛效应”以遏制基层官员善治动机向邀功、避责甚至腐败退化。其次，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不断普及，人民的舆情监督成为危机情境下形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非正式制度。社交媒体的普及化提升了人民个体的信息传播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因此也强化了舆情对基层官员行为的监督和影响，有效约束了基层官员减损公共价值的行为动机。但舆情的监督效应是把“双刃剑”，煽动性、虚假性舆论显著增加了危机治理成本，甚至导致基层官员“不敢为”，风险担当倾向受到约束。只有合理甄别舆情真伪并引导舆情发挥应有的良性监督效应，方能激活基层官员的善治动机。

(二)善治动机的抑制因素及其影响机制 

重大危机情境的VUCA属性与政策不确定性交互迭代，共同抑制了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生成。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终结了北京市连续56天未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的纪录，天伦锦城社区的基层官员瞬间被嵌入于充满动态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治理环境中，而疫情的VUCA属性进一步引致了防控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基层官员对公共价值创造和风险担当的期望函数陷入模糊。因此，在重大危机情境下，环境氛围、政策供给与社会需求均表现出了显著的VUCA属性，三者之间极易形成交互促进的恶性循环效应，这使得基层官员开展善治的路径模式趋于复杂，价值与风险期望不明晰、不确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善治动机生成。

危机初期的资源有限性和长期激励缺失也抑制了善治动机的生成与维持。重大危机具有突发性和挑战性，政府和社会均难以准确预测也难以提早筹划，对应急物资保障供应形成严峻挑战;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也凸显当前国家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上述资源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层官员创造公共价值的成本，抑制了善治的积极性。而长期激励不足则导致善治动机的可持续性受到约束。长期激励是善治动机可持续的重要保障，声誉激励则是长期激励善治的有效手段。基层减负是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的“良药”，目的是集中广大干部精力打好“三大攻坚战”。但在下级组织解读与实施中，导致了“解读偏差”与“过度执行”，把声誉激励等重要的激励举措作为“基层负担”予以减除，从而导致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可持续性受到遏制。五、形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治理路径基于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价值取向与影响因素，天伦锦城社区构建了形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治理路径，通过强化公共价值创造期望和激励基层官员风险担当激发善治动机的产生，包括以基层党建构筑善治动机的价值引领、以多元共治维持善治动机的价值协同和以治理创新支撑善治动机的价值创造。

(一)基层党建构筑善治动机的价值引领 

基层党建对形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集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原则，也是各层级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价值取向。面对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天伦锦城社区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治理结构嵌入和治理机制嵌入两条路径，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嵌入于基层官员治理行为之中，引领基层官员形成善治行为动机。

在结构嵌入方面，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形成核心领导地位，确立了党的思想对基层官员善治动机形成的引领效应，构筑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于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骨骼”和框架支撑。在天伦锦城社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上级组织领导、社区党委领导、社区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代表、下沉干部代表、公安民警代表、医疗机构代表以及居民代表率先成立“战时党支部”，建构起社区抗疫工作的核心领导力量。围绕“战时党支部”，基层干部带领各方力量组建9个服务小组，形成抗疫决策部署的重要执行力量。以党组织为核心的“1+9”治理结构构成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向治理决策及其执行的嵌入路径，同时也形成跨层级、跨部门交叉融合的多元治理格局，使党的价值主张全面渗入基层官员的行为之中，这为基层官员接受和树立党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构建顺畅通路，为其落实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体现人民价值主体地位、为人民提供多元公共价值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促进了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形成。在机制嵌入方面，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起了领导机制、决策机制、协商机制和监督执行机制，这是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于基层官员善治行为的“神经系统”和“血脉传承”。“战时党支部”发挥领会并传达党的抗疫精神、先进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核心枢纽作用，将党的“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等深刻思想贯彻到各项抗疫工作中，形成应对疫情危机的具体部署，发挥基层治理决策、民主协商的核心价值引领作用。同时，“战时党支部”严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将党纪国法全面纳入基层官员抗疫监督办法之中，以党的核心价值观约束基层官员的治理行为。此外，社区基层党员始终秉持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自觉成为抗疫工作部署的执行带动力量，形成了以党员带动为核心的工作执行机制，将党的核心价值向执行机制传导。通过上述机制嵌入，党的思想与核心价值目标全面形塑了基层官员的治理行为动机，激发善治动机的形成。

(二)以多元共治维持善治动机的价值协同

多元共治是基层善治的重要特征，缓解基层官员面对的多元价值冲突，在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价值协同。价值多元主义被认为是基层官员陷入道德困境和“善治不足”的“元凶”，其要在多元公共价值之间、公共价值与个体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实现先锋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统一，共同保障实现多元共治是基层善治的重要特征，缓解基层官员面对的多元价值冲突，在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价值协同。价值多元主义被认为是基层官员陷入道德困境和“善治不足”的“元凶”，其要在多元公共价值之间、公共价值与个体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实现先锋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统一，共同保障实现人民主体性，是有效缓解基层官员多元价值冲突困境的合理路径，进而构成基层官员善治动机形成的机制保障。面对危机，政府、企业、民众、社会团体等的多元共治有助于基层官员汇聚力量、平衡需求、凝聚共识、价值共创和风险共担，促进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形成。天伦锦城社区党总支秉持多元共治的思想，在构建“1+9”危机治理主体架构的基础上，联合辖区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构建起了抗疫协作网络，织就了以“战时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疫情网络治理结构。疫情网络治理结构为多元主体参与危机治理创设渠道，汇聚多元抗疫力量并促进了信息互联，有效缓解了多元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汇集各方诉求和凝聚价值共识，构成了协调多元主体价值需要的网络治理平台。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和协同行动客观上构建起了价值共创和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这不仅强化了基层官员的价值创造期望，也部分降低了基层官员的施政风险担当，在缓解基层官员多元价值冲突的基础上促进了其“敢担当、善作为”的价值取向，促进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形成。

此外，多元共治通过相互监督制衡产生了基层官员消极动机的抑制效应。一方面，多元共治平衡了多元主体的价值需要和信息需求，有效缓解多元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抑制基层官员的私利行为和消极动机。另一方面，多元共治的基础是基层自治。基层自治在选举民主、代理民主的基础上形成协商民主，塑造公共精神，激发民众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在基层自治的治理结构下，基层官员不仅接受了民众监督，履行服从命令与程序的“官僚责任”，更接受了民众帮助形成价值共创，产生更具创造性和能动性的自由裁量权。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天伦锦城社区党总支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召集社区青年志愿者、有医护证等职业资格的居民和物业工作人员等，与社区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共同组成了规模达200人的抗疫团队，全面构建新的危机治理格局，共同参与社区抗疫工作的决策部署与执行;发挥楼长和志愿者的“传声”作用，不断将中央精神、上级政策部署以及“战时党支部”抗疫决定向全社区传达并监督落实，激发“红袖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丰富智慧和无限创造力，凭借“人民战疫”这张巨网将新冠肺炎疫情牢牢控制。在重大危机下，多元共治形成有效监督制衡，基层自治则充分调动了民众发挥监督作用并贡献力量价值，在有效抑制基层官员消极动机的基础上形塑善治动机。

(三)以治理创新支撑善治动机的价值创造

技术创新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危机治理中发挥“赋能”与“直播”效应，对基层官员洞察风险和制定决策形成有效支撑，促进了基层官员“敢担当”“善作为”的价值取向。在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突发后，天伦锦城社区党总支一方面通过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手段实时推送疫情防控动态和政策部署，及时将疫情相关信息传达至社区居民，在稳定居民情绪、实施抗疫指导和开展政策宣传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以“楼宇单元”为单位组建居民微信群，打通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双向信息渠道，对组织核酸检测、收集居民需要、落实抗疫工作部署等形成显著的“赋能”效应，使基层危机治理的善治决策更及时、透明和精准。此外，健康码等大数据手段以及社区在后疫情期间安装的“智能喇叭”系统都为基层危机治理提供了科技创新支撑，有利于疫情防控期间的最新动态和社区治理的各方面信息实时发布，从而能够有效洞察潜在疫情风险。多样化的信息收集、筛选、分析与发布技术提高了基层官员选取、组合和创新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在创造社会公共价值的基础上不断降低危机情境中的潜在风险，对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形成具有显著“赋能”效应。

信息技术丰富了信息渠道，与上述扁平化的网络治理结构相结合，发挥出显著的“直播”效应，有效缓解基层危机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代信息技术将疫情防控中的各方信息低成本、高效率地收集、分析、存储和发布，有效还原了基层危机治理的真实情境，并在多元渠道信息之间交互验证，这使得危机治理的基层决策更加公开、透明、民主和高效，形成了危机治理的“直播”效应。信息直播机制有效缓解了基层治理中多元主体的信息不对称和价值冲突，推动了基层治理过程的不断开放、信任累积与合作协同。上述善治的共建局面既是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作为结果，又能对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进一步形成发挥带动促进作用，构成二者交替螺旋上升的正向循环。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重大危机的基层治理具有显著的善治特征，表现为基层官员充沛的善治动机和有效的善治路径。本文通过对“天伦锦城社区成功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基层官员应对重大危机善治动机的影响因素、价值取向及其治理路径，构建出基层官员应对重大危机的善治动机模型，如图2所示。

在重大危机中，基层官员面临多重因素影响，当激励因素的促进效应强于抑制因素的遏制效应时，基层官员的善治动机将得到有效激活。上述过程的内在机理是不同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综合的“善治激活”效应，使得基层官员在敢于风险担当的情境中，致力于持续创造最大化的公共价值，进而形塑出基层官员危机治理的善治动机。基于善治动机的价值取向和影响因素，基层治理需通过发挥基层党建对善治动机的价值引领作用、多元共治对善治动机的价值协同作用以及治理创新对善治动机的价值创造作用，构建基层官员善治动机形成的治理路径，引领推进“基层善治”的状态构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两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充分累积善治动机的激励因素，有效消除抑制因素。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党卓越的政党能力不断消除危机环境的VUCA属性，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体制和完善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快速缓解危机初期的资源有限性等问题，并建立基层善治的长效激励机制，为激活善治动机提供坚强领导、营造良性制度环境和充实的资源基础。强化基层官员的治理能力培养，提升党性修养，促进人力资本与心理资本的良性交互，构成形塑善治动机的内生动力。强化基层多元主体合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建引领，为基层治理厚植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形塑善治动机的共同支撑。第二，为确保善治动机向善治行为的有效转换，要坚定保障善治路径的畅通。落实基层党建工作，发挥党在思想、组织方面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党员干部在行动方面的带头示范作用，构筑基层善治和危机应对的领导力;发动多元主体共治和基层自治，汇聚多元力量、平衡多元需求，构建价值共创、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构筑基层善治和危机应对的发动力;强化治理工具的创新运用和支撑效应，以技术赋能构筑起基层善治和危机应对的重要支撑力，不断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2期第1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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